行摄匆匆江鱼儿

2008年9月户外杂志卷首语：体育生活方式

8月11日一早，我被短信的震动惊醒，"龙山也有奥运冠军了，龙清泉这小子居然是红岩溪镇的人，昨晚县城放礼花了,跟过年似的。”发短信的是我家乡中学的同学。当天我留意到北京电视台对奥运举重冠军龙清泉的采访，他出身于普通农家，年事已高的父母至今还在外省打工，仅仅是在比赛前的几天才返乡看儿子的比赛，就连电视信号都是当地政府在开赛前特意上门开通。从在56公斤级举重决赛中一举夺冠这一天开始，龙清泉及其家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他告诉自己的父母，以后他们再也不用辛苦外出打工了。

因奥运而改变命运的不止龙清泉一家人。中国金牌队伍里的很多人都出身贫寒，自从奥运夺冠这一天起，他们未来的生活将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体操运动员江钰源也是这个队伍里的一员。他的父亲是柳州市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母亲则没有固定收入，全家就靠父亲开出租车维持生计。因为训练艰苦，江钰源难免萌生退意，母亲这样告诫——“你不练的话，回来跟妈妈出去讨饭“。夺冠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冠以这样的标题：“体操冠军江钰源：妈妈你不要去讨饭了”。

这样的故事虽然有哀伤的成分，毕竟都以喜剧而告终。但如果我们稍微清醒，便会意识到这只是一些幸运儿的传奇。有更多的人，他们身处这个庞大的竞技体育系统而最终没能登上最高领奖台。这些人的故事不为我们所知，但结局却是可想而知。因为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训练，基本的社会常识和个人技能皆被忽视。一旦不能成为金字塔的塔尖，接下来的生活多半不能用幸福来形容。

在写下这些文字之时，中国在奥运会上的金牌数还以35枚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美国，以这样的趋势，很可能最终成为本届奥运会的金牌霸主。光看这样的事实，我们似乎很难去质疑现在所实施的举国体制——举全国之人力和物力，训练少数精英运动员去夺取尽可能多的奖牌或者说金牌。但我们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数十人的成功，背后是成千上万失意者的不幸福的生活，他们构成竞技体育这座金字塔的塔基。塔基的下方，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纳税民众，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托起了这座沉重的金字塔。据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透露，中国在国际竞赛中每赢一枚金牌成本要五千万人民币。有媒体报导称体育总局年预算经费为七亿一千四百万美元。这是公开的数据，实际每年投入到体育系统的经费恐怕远超于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绝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业余体育制度，全民参与，但国家并不提供公共财政支持，选手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经费或者出自自身，或者来源于大学、俱乐部、商家的赞助。正在举行的北京奥运上，国外众多获奖选手的职业从律师、时装设计师、警官、销售主管、药剂师到护林员、园丁、保姆、学生、餐馆跑堂……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你尽可以感叹西方民众的这种体育生活方式——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体育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们在准备封面故事《未来在哪里》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期Outside评选出五位全美最健康的男士。他们从事诸如IT经理、医药代表之类的本职工作，却在某一项运动中有着职业运动员一般的表现，甚至还经常在比赛中击败这些职业运动员。27岁的里奇·盖茨(Rickey Gates)摘得了2007年美国山地跑冠军大奖赛的桂冠。仅仅一周之后，他又力挫群雄取得了美国越野跑挑战赛冠军，参加该项赛事的都是美国最顶尖的越野跑选手。不过你肯定猜不到，当他不参加比赛的时候，他需要每周在波尔德的一家酒店和餐厅作为服务生工作超过40小时。他说：“我要感谢我的工作，给我留出了大量空闲进行训练。我拥有一个美好的缩微人生，我很满意。”

这至少说明，你只有先拥有健康，才可能拥有未来。

临完成之际，传来郭峥的噩耗。在江河上与我们共度十余天快乐时光之后，8月26日，郭峥又和几位朋友赶往云南红河州弥勒县漂流南盘江，因为遭遇突如其来的洪水，同行7人全部落水，其中包括郭峥在内的3人遇难，熊雪琴大姐等4人幸免于难。刚开始听闻，我无法相信，一个十几天前还谈笑风生的朋友就这样从此消失？

生命无常，谨以此文纪念郭峥！

认识文大川（Travis Winn）出于偶然，这个23岁的美国年青人大学还未毕业就早早来到中国寻找他的梦想。他是一个狂热的漂流爱好者，自从跟着父亲来过中国，第一次感受到中国西部那些高山大川的壮美后便爱上了这里。一边断断续续念着俄勒冈州大学的学业，另一头在昆明和拉萨这样的地方和他的中国朋友们合伙开设漂流公司，希望在中国推广漂流运动的同时也能小小地发展个人事业。文大川一直认为让一个人爱上漂流最好的做法就是让他亲身去体验，推广这项运动最好的做法也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体验，所以，就有了这次通天河漂流。

7月底，17位来自中美各地、身份各异的人聚集在青海西宁，他们中间有辞职后成为自由撰稿人的前新华社记者、经历过生死的缉毒警官、职业摄像师、参加过雅漂的老资格摄影师、国际NGO组织工作人员、媒体人士甚至亿万富姐……按照计划，4天后在曲麻莱下水时，还将有当地藏族人扎多一家4口加入这支队伍。扎多曾担任治多县委宣传部长，后来从官场里退出来，转而成为一家民间环保组织的负责人，是2006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获得者。他的爱人现在也在从事环保工作。两个女儿大小卓玛则在北京念中学，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在文大川看来，组织这样一支队员成分复杂的队伍，在享受漂流乐趣的同时，也能让参与其中的人感受到不同文化民族背景下交流与接触的重要性。事实上，除了热爱漂流，文大川对于河流两岸原住民的文化习俗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事先给出的行程表中，未来十余天有好些日子都是去拜访河流沿岸的村庄寺庙，尝试与当地人沟通。他说自己未来毕业论文就是探讨漂流、旅游和环保因素对于河流附近居民的影响。

文大川选择漂流通天河可能与此也不无关系。通天河是长江上游的重要一段，在囊极巴陇与长江源头沱沱河相接，奔流在唐古拉山脉与昆仑山脉之间的广阔谷地，向东横贯青海玉树州全境，蜿蜒八百余公里，从直门峡进入四川巴塘河口，成为了金沙江。再往下，过四川宜宾始称长江。这条排名世界第三的大河滋养了中国四亿人口，但在河流上游，却是异常的地广人稀，两岸村落大多数都不通公路，也没有任何通讯信号。可能正因为如此，这些地方保留了最原汁原味的民俗和宗教文化。文大川上一年曾漂过这一河段，在他看来，这一段风景足够完美，浪头足够刺激，危险程度又在能接受的范围内，对于这群多数都还没有任何漂流经验的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从西宁开始的路途很长。7月31日上午出发，8月1日下午才到玉树。从这里赶到治多县城又花去整整1天。等最后从通天河大桥上游数公里处的沙滩下水，已经是8月3日下午近四点。刚开始，大家还能对窗外的蓝天白云和辽阔草原感到几分新奇，原羚、野驴、鼠兔、狐狸、鹫等野生动物不时出现更是引得大家停车掏出长枪短炮一阵拍摄。可是，就像那句丽江的老话，“再美的姑娘连看三天，也会发现她不美的地方。”不过半天时间，大家除了上厕所就不再有停车的兴致了。

还好车上有郭峥，这位33岁的年轻人是攀枝花市公安局缉毒支队副支队长，天生是个讲故事的好手，讲起缉毒过程中那些生死攸关的场景，即使打瞌睡的哥们睡梦中都要支起耳朵。偏偏这家伙又有着极丰富的人生经历——曾经身中七颗钢珠弹在鬼门关转了一圈，此后大彻大悟骑自行车去西藏，又拜漂流老前辈冯春为师，闯荡过国内诸多大江大河。2004年更是完成了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漂流。他笑话自己缉毒时在原始森林打埋伏那就是他最早的户外经历。

林谷是另一位天才，搞笑天才，这位过去的新华社资深记者、现在的自由撰稿人说话间总改不了记者的腔调，开口闭口“请问”，不把人问急了不罢休。他自嘲说自己从小就是如此，家里人称之为“十万个为什么”。又言因为自己头大，所以非得把别人的头也得搞大了才行。以致于此后一看见这家伙大头弥勒佛的形象，我就忍不住想起流行网络的冷笑话——据说一度淘宝上卖东西的卖家们因为厌烦被问到各种问题，在自己的帖子最后都会来一句“记者滚远点！”我把这故事讲给林谷，这家伙哈哈大笑，回头照问不止。林谷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北京话和伦敦腔的英语。搞得和他争辩的人感觉像同时和三个成都阿婆斗嘴，无不郁闷地退下阵去。

这退下去的败将甚至包括一位见多识广身经百战的亿万富姐。据说熊大姐是攀枝花市里的女首富，当年早早从公家辞职下海，先从建材、钢材之类的生意干起，到现在进入了最赚钱的房地产行业，一位女流之辈生意做得顺风顺水，手下已经是好几家公司，数百号人马。不过熊大姐丝毫没有大财主的盛气凌人，反倒谦和过人，和每一个队友都相处融洽一团和气。她虽然生意繁忙，但每年总会抽出很多时间四处旅行。她的自嘲是这辈子没什么爱好，也就到处走走——一个四川人连麻将都不爱，确实可以这样说了。临到通天河边，熊大姐走在最前，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关于她的公司参与房地产投标的，“我开始估计是8000万到1.2亿，现在到1.5亿了，那我们的成本压力就有点大了……”熊大姐看来遇到点意外，没有同情心的我们在后面听到这串数字哈哈大笑。正是这通电话，后来使得熊大姐悬崖勒马，只能遗憾地和我们每一个人合影挥手告别，赶回去处理这多出来的3000万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文大川想让大家逐步适应高原，所以路途安排比较宽松，我们经过直门达大桥时有空去拜谒尧茂书的纪念碑。纪念碑高约两米，就建在大桥下方距离江边不远的高地上。从这里的江面往下数十公里就是通珈峡，尧茂书遇难的地方。碑背面刻满了名字，那是当年参加长漂的人们。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这场漂流改变了这里面很多人的命运。今天人们再回头审视这次漂流以及随后的黄漂，自然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为了争夺首漂的荣誉，付出17条人命的代价。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种观念的转变也是社会的一个进步，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第一位的，而不是其他。可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要意识到这一点是何其困难。今天的人们对此不应该苛求。实际上，对这些站出来第一批漂流的人们而言，他们的思想就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同辈，他们首先是勇敢的人，敢于追寻自己的理想。这基本上也是文大川的观点。文大川在中国漂流，总会被无数次地问到——他如何看待早年的长漂和黄漂？这正如他的父亲皮特·韦恩(Peter Winn)也会被无数次地问到同样的问题。皮特·韦恩美国有名的漂流探险家、地质学者，70年代参与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最早的漂流探险的开发，早在80年代，他来到中国，漂流过中国众多河流，是当时中国长江、黄河漂流热潮的见证者。可以说，这是一个漂流世家。所以，文大川往往开玩笑说自己还在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了漂流。

文大川基本上是按照美国人民的生活标准来组织这场漂流。我听过的国内漂流故事大体都是属于弹尽粮绝型的，认识1998年雅鲁藏布江民间漂流队的几个朋友，他们说起在原始丛林里饿得六神出窍的悲惨经历，简直不堪回首。这次江上漂流十余天里，每天都有新鲜水果蔬菜和肉蛋制品侍候，似乎采购有些超标，吃一份扔一份我估计到最后都吃不完。装备也是尽量往多了带。4艘橹桨船（Oar Raft），1艘划桨船（Paddle Raft），2艘俗称鸭子艇的充气独木舟(Canoe)，2艘急流皮划艇（White Water Kayak），简直就是一支联合舰队。不过正如财主也有烦恼，我们的麻烦在于食品和装备过多。当卡车在滩头卸下所有物品之时，面对堆积如山的现状，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我没有明说，心里却直打鼓，这些东西能都装上船吗？只有文大川没有犹豫。指挥大家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开始拼装整理。除了2艘急流皮划艇是现成的，其余所有船只都得现场组装充气，这是个浩大的工程，我们几乎花了一整天来完成。

漂流的头两天江面宽阔，没有大浪，这正好让所有人适应水上生活，学习漂流技巧以及彼此熟悉。文大川特意每天都安排不同的人乘坐不同的船，换着组合以促进交流，这从某种角度上弥补了没有急流险滩的遗憾。横渡长江算是我一个小小的梦想，出发前甚至带了一双轻便的脚蹼，我设想中每日都要在江水里泡一泡的，甚至漂流途中随时跳下水畅游一番。结果来了之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回事，这里江水都是冰雪融水汇聚而成，大夏天也是冰冷刺骨，只要阳光稍稍弱一点，根本就生不出游泳的念头。还好，这里处于4000米的高原，多数时刻阳光耀眼，这时候的游泳往往被戏称作“冰火两重天”。可惜后来水流渐急，文大川担心安全问题，我们也不能顶风作案。想起来，最接近完成横渡的一次居然是第一次下水。那是8月3日拼装船只的空隙，大太阳下热得要命，我跳进水里一口气游到对岸，以为大功告成达成梦想，结果上岸发现这只是通天河中的一片大沙洲，远处那一头还有同样宽的一段河面。只得悻悻而归。此后再无良机，看来这小梦想只能留给未来了。

这一段江面是治多县与曲麻莱县的天然分界线。我们两天宿营恰巧都在治多县境内的丹茶乡，这里曾经也是扎多的管辖范围。扎多全名唤作哈希·扎西多杰，只是我们和他自己都习惯了扎多的称呼。扎多经历颇为复杂，教过书，扛过枪，当过官，又弃官干起了环保。他的老家在治多县索加乡，和索南达杰是同村人，后来在西部工委（野牦牛队）又成为同事。1994年索南达杰牺牲后，扎多说自己受到很大的震撼，选择了离开。1998年，他和朋友文扎一起创办了青藏高原环长江源经济促进会（简称UYO），这是青藏高原的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同时，他还担任了两年索加乡的党委书记，后来还干了一段时间治多县宣传部长。官方、民间的双重身份给扎多带来了不少便利，他主导成立了雪豹、黑颈鹤、湿地、野鹿和藏羚羊五大自然保护区，之后又成立索加乡生态管理委员会。2002年，扎多进入玉树州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任副秘书长，一直干到今天。扎多是个风趣的男人，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们送他一顶高帽——“广大藏区中老年妇女心中的红太阳”，他也笑着收下，临末叮嘱一句，“这帽子不能在我老婆面前给我戴上。”扎多很疼爱大小卓玛，尽自己努力将她俩送到北京念书。我们问姐妹俩的梦想，小卓玛说就想去美国，看看美国人民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又是一阵大笑，说小卓玛用不着去美国，这队伍里有文大川和他的妹妹文成(Carmen)、女朋友凯琳(Lexi)，足足三个美国佬，看他们就行了。

出发时文大川和他的助手们演示了万一落水如何保持正确姿势、如何在急流中得到救援等，宿营时则强调环保的要求。这方面规定之细致和严格甚至让我这个环境专业出身的人士也叹为观止。基本原则是不留下任何垃圾，不仅如此，还尽量搜集营地附近的垃圾撤营时一并带走。一路上我们经过的大部分地区可以用荒无人烟来形容，不过依然能找到一些江水带来的包括废弃塑料在内的生活垃圾。这就是国内的现状，即使在如此偏远的藏区，你也很难找到一块完全没有污染的净土。文大川们的环保观念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他们甚至将吃剩下的萍果核都一并带走。理由是避免后来者跟随导致垃圾增多以及避免将人类的疾病传播给本地的野生动物。郭峥和林谷都谈到了他们在美国跟随文大川漂流时严格到国人不可理喻的做法——连大便都要自己带走。相比较之下，我为我们国内日益糟糕的环境污染感到汗颜。

第三天后通天河逐渐进入峡谷地段，两岸的山势明显陡峭起来，江面收缩变窄，水流变急，开始遇上超过1米的浪头。按照漂流分级来看，这一带的河段就属于二级、三级。正适合我们这群新手练习，又能感受在浪尖翻腾的刺激。四级和五级的浪高超过3米，需要那些经验丰富的漂流者才能驾驭。六级则被认为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难关，譬如虎跳峡、雅鲁藏布江瀑布地段，理智的人绝不会轻易尝试这种级别的漂流。8月7日这天连着好几个三级的浪，可惜这天我正好被分配在排桨船上，排桨船和橹桨船是能容纳好几人的大船，在浪头里相对平稳，可惜这样也少了不少刺激。我更愿意驾独木舟，体会云霄飞车的快感。

漂在平静的江面是另一种享受。这时候我常常躺在船上，看头顶蓝天，两岸青山，听江水流淌。常有惊呼打断雅兴，那是因为有眼尖的人又发现了盘羊、林鹿、野鸽之类的野生动物。有时候会有野鸭，不紧不慢漂在我们船队不远的前方。倘若你加速，它们也会加速，你慢下来，它们也随之慢下来，总是和你保持一段看得见摸不着的距离。这些野生精灵们对我们倒也不太害怕，看起来它们似乎也明白，我们只是过客，它们才是这片天地的真正主人。

文大川、郭峥和我的小船靠在一起，文大川无意间谈起了他的梦想，“我明年想买一部卫星电话。这样就可以在野外收邮件处理工作，再也不用回到城市，我想永远漂在江河上面。嗯，我还想买一部房车，里面可以淋浴，我和朋友们住在里面，还有喇嘛，我们可以讨论佛教文化。”一说到梦想，文大川的眼神里便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让人想起他在急流中驾着白水艇左右回旋，翻滚自如的场景，那个时刻，他也同样流露着孩子般的笑容。郭峥则是另一种梦想，他想放弃现在做得很好的警察工作，去丽江附近的拉市海办一家漂流俱乐部，将爱好和职业结合起来看能否成就一番新的事业？

每天的营地都像风水宝地。通常依山伴水，有清澈溪流经过，若能从高处俯瞰，一顶顶帐篷就如花朵星星点点开在草原与河谷间。高原星空灿烂，繁星漫天，银河仿佛触手可及。入睡还伴着哗哗流水和花草清香。扎多甚至带了一顶藏族人的豪华大帐，能容纳下我们所有人在里面唱歌跳舞。但因为搭建和收取都比较麻烦，所以轻易不肯动用，这在陈灏生日会上终于大派用场。为这场聚会，林谷和文大川之间甚至起了小小的争执。林谷希望漂流之余还能有一些篝火晚会赛歌会之类的节目助兴，也促进队员之间的交流与接触。但文大川却很难理解，他吃惊地反问林谷，“自然这样美丽，难道这些还不够吗？”这把林谷气得够呛。可能这也是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所致。中国人喜欢热闹，喜欢群体活动，老外则更在意感受纯粹的自然。

不过看起来文大川并没有把自己当老外。来通天河的路上我们碰到一帮漂流归来的老外，他们中间有文大川认识的朋友，大家相互寒暄打招呼。分手后文大川转头对我们说，“刚才那些老外……”我们半天才意识到文大川嘴里说出这话的怪异效果。多年来混迹于中国社会，每天和一帮中国朋友耍嘴皮子，文大川想不被同化也难。

对这样的大江河漂流来说，翻船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我们也碰上了大大小小的翻船事故，多数都微不足道或顶多小有惊吓，还有为了练习救援而刻意为之，翻船过程更是充满欢声笑语。但8月10日这天的事故显然不是。自玉树县安冲乡出发不久，我们迎来了这次漂流路上最大的浪头。陈灏划着他的橹桨船载着李宏和大小卓玛率先冲下大滩。这种俗称“香蕉船”的大船是船队里浮力最大最平稳的一种，陈灏作为文大川的助手也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没有人担心。随后郭峥和凯琳驾着各自的小船也先后出发。郭峥经验丰富，眼见着他的小小急流艇在大浪里载沉载浮，但总能控制住方向，破浪而出。后面的凯琳驾的是“鸭子”，她的经验和体力都要弱出一截。这是一段四级漂流区，3米高的浪，密布的大石，各种回水、卷皮浪交织在一起，使得这段河面对于漂流变得异常凶险。勉力躲过前面几个大浪，凯琳终于控制不住，连人带船翻倒在湍急的水流中。文大川见状急急划着他的橹桨船赶过去想要救援，但距离过远，一时半会儿也无能为力，只能寄望先下去的陈灏和郭峥施以援手。我们还在上游回水区，眼见着凯琳和她的红色鸭子船一会儿浮在浪尖，一会儿完全隐没在水下，心忧却又无计可施。很快急流裹挟着她转过一个大弯再也无法看见。

我所在的是一艘排桨船，我们奋力划出回水区向着大滩飞驰而下。掌舵的是汤建宗，他飘过众多大江大河漂流，此刻也神情严肃，大声要求我们严格听口令，尽力保持船头迎着浪的方向。这也是在大浪中避免翻船的要诀。我们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三级漂流区，但这里的情况显然更为凶险复杂。我们的船个头不小，还装满了食品和装备，稍小的浪头便能像坦克般直冲过去直接压碎，此刻却全然不行。飞起在浪尖时，俯视下方波谷，竟如跳楼一般的感觉。等跌到底部，眼前的大浪像一堵大墙扑面而来。这时候只能咬牙对着浪迎击上去。安子事后告诉我们，当时他在岸边摄像，看到我们完全被大浪盖住，船在那一刻消失不见。我们是幸运的，虽然全身透湿，但总算成功穿出了这片急流区。前队已经靠岸等待，我们也靠了过去。但我们没有发现陈灏。通常先下大滩的船都会靠岸等待，彼此确认无碍之后才会再行出发，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漂流规矩。难道陈灏的大船出了问题？郭峥和文大川让我们原地等候，他们追了下去。所有的人都在忐忑不安中，尤其扎多和他的爱人，因为大小卓玛在那艘船上。

他们果然出事了。这附近有藏族村寨，村民告知我们，过滩时前面大船翻了，所有人在大浪里落水，船上的各种包裹装备没有捆紧，四散开来，他们正帮助收捡漂到岸边的物品。闻言我们也赶紧追了出去。老天保佑，最后的结局是有惊无险，几位落水队员事后描述当时翻船的瞬间。“船突然就直立起来，然后就倒扣过来。我在空中停顿的那一刻，赶紧将相机的电门给关了。一落水我就闭着眼睛往上窜，想早点浮出水面，结果顶上船板，周围全是包裹之类的东西。我又赶紧往下潜，设法往外钻出了船舱。出来之后我发现身边有一只桨，心想桨不能丢，伸手抓住骑在胯下。另一只手高高举着我的相机。”李宏老师这样说，相机是他的宝贝，摄影师无论如何总得设法保住自己吃饭的家伙。幸亏他以前参加过雅漂，这样的场面没有十次也有八次。但这样一幅哈利波特骑扫帚的模样让他怎么也追不上大船，只能看着大船渐行渐远。最后漂出老远，冻得瑟瑟发抖之际才得以获救。小卓玛是幸运的，落水之后浮出水面发现就在倒扣着的大船船尾，已先脱困的陈灏赶紧一把拉起她。两个人就坐在先前的船底上，因为丢了桨，只能随波逐流漂下去。大卓玛就没这样幸运了，她不会水，虽然有救生衣，但面对这样的大浪任谁也得胆战心惊。就这样漂出数公里远才慢慢游上岸。上岸之后才想起应该嚎啕大哭。等后来母亲赶过来，母女俩抱在一起又止不住哭起来。扎多虽然没哭，眼圈也红了。这一家人无疑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的折磨。

原本计划是14日在直门达大桥附近上岸，但大桥上游今年建起了一座水坝，阻断了漂流，文大川不得不提前一天结束这段江河之上的旅行。文大川心有不甘，念叨了几次，“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来都还可以的”。他不知道，这段江河未来将建起更多的水坝。这里是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所在地，一个比三峡工程投资额还要高的巨无霸工程，很可能将这些平静的荒原变成一个喧嚣的大工地。在他的国家，漂流旅游可以是阻止水坝修建的正当理由，再则，那里几乎已经不再修建任何新的水坝，他们在拆坝。但在这里，漂流，这样的理由连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提出来。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耀眼的阳光、冰冷的江水、无数的急流险滩、好奇的野生动物、友好的藏族村寨……不知道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再见？文大川建有自己的网站，www.lastdescents.com，中文意思是“最后的漂流”，难道要一语成谶？这次漂流路上，他说现在觉得这个名字不好，想换一个让人能生出希望的名字。总得有希望，生活才能继续下去，漂流又何尝不是如此？

参看2007年10月《户外》杂志。

注：此为200808户外杂志卷首语，正式刊出时为避免麻烦有轻微修改。

这篇文章的想法来源于这次封面故事的组织过程。我们的美国伙伴每年都会有一期关于户外城市评选的专题，从全美数百个大小城市中挑选出二三十个最佳的户外之城，对于户外运动爱好者来说，这是他们最理想的居住地。这提醒了我们，在户外运动逐渐兴起的中国，我们是否也可以有这样的评选？事实上，两年前我们曾有类似的举动，不过那次只是选出了20个户外小镇，看上去更适合度假而不是长期居住。

比起美国人的评选，这在中国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美国人的选择也许太多了，但中国显然不一样。说得上的城市就那么多，考虑到自然环境、人均收入、房价、文化氛围、工作机会等多方面的因素之后，胜选者名单很快出笼(参看本期《现在住哪里？》p30)。

城市自身及周边的自然环境是评选中重点考虑的因素，原因很简单，户外运动爱好者都是热爱自然的人，你不能给他们推荐一个穷山恶水之地，还建议人家拖家携口就在此度过余生。与绝佳美景近在咫尺——这是成都、丽江、张家界、三亚等地入选最重要的原因。

人均收入和当地房价也是考量的重要因素。玩户外你得先解决温饱问题才行。正是在收集这方面资料的时候，我生出了“两个中国”的困惑。以我所在的北京为例，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989元。同年四环内的房屋均价是15000元/平方米，五环是1.3万/平方米。今年7月18日新京报的调查显示，二环以内的房屋在售均价为27000元/平米。海淀区四环以内成熟区域均价也全部在2万以上。如果我们相信上述数字，这意味着一个普通人穷尽一生收入也不可能买到一套并不大的房子。

不止北京如此，这几乎是所有城市共有的问题。媒体上所公布的人均收入与当地实际房价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让我们诧异和难以理解。我们不知道当地居民究竟怎样生活其间？他们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这里面似乎存在着另一个中国，或者说中国社会的另一面。凯迪网上有一句名言“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什么人间奇迹都有可能发生。”用在这里，听上去像是一个理由，真正的事实则无从追究。

日益严重的污染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现实。每个城市都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即使是首善之地北京，只要我们愿意，这份不愉快的列表也可以尽可能长。环境污染是普遍的问题，我们问到的每个当地人都表达了共同的忧虑。而且这也不止是大中城市的问题，中国几乎每一个城镇都面临这样的危机，或者说即将到来的危机。联想到我自己的家乡，一个藏在湘西深处的小县城，小时候我和同学朋友每天下河抓鱼摸虾的诸多场所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臭不可闻的水沟，如今要找到一个干净的天然游泳场所只能去更偏远的乡下。

上周和朋友们去密云爬山，遇到几位从浙江和河北等地过来的养蜂人，北京山里的荆花开得正旺，但他们即将起程另寻蜜源，因为奥运来了。7月20日到9月20日期间，这些居无定所的人们被要求离开北京。回城后看报纸，有新闻报道说最近几月北京有超过30万住地下室的流动人口被迫另寻住地。这似乎也是“两个中国”的缩影，一个被我们有意无意忽略的现实。

关于更换标识：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从上个月起，户外杂志换了新标识。实际上Outside在今年5月就启用了新标，我们的中文版为寻求更适合的中文字体配合特意推迟了两个月更换。新标识的字体变得扁平而醒目，将为封面留出更大的设计空间——这意味着今后你将看到更加漂亮的、引人注意的户外杂志。

迷路坠马

11月1日一早我们离开玉龙西村前往贡嘎寺。在村子里好吃好喝歇了两天，本是希望能有机会一睹贡嘎云海和日落奇观，天公不作美，辛苦爬了一趟玉龙西垭口几乎什么也没看到。没有香港人的好运我们只能认命。不过老天并没有太过偏心，我们有机会独享了本地的另一大奇观泉华滩，这是一处与黄龙相似的地址奇观，四千米的山腰有一眼富含矿物质的喷泉，泉水流淌下来，一路结晶析出，形成多个色彩斑斓的泉华池。规模和美丽程度都不输于黄龙，但与黄龙人头攒动的情形不同，这里一个人也没有，顿时让我们觉得赚翻了。

队伍里增加了马夫西绕，他是玉龙西村民。这也是我计划已久的，还有好几天的长路，我希望能在马背上度过最折磨人的地段。可他带来的马儿看上去弱不经风，这有点挑战我的道德感。

雪从昨晚开始下，到早上也没有停歇的意思，我们一行四人冒着风雪走在山间小道上，道路盘旋上升，过了4200米之后坡度变得陡峭，我们只能下马步行。山口风雪大得厉害，十几米外就看不清人影，我们一刻也不敢停留。林强牵马走在最前面，我们只管踩着他的脚印跟上。这有点像四天前嘉子峰下的情形，我们周围全是白茫茫的一片，无从辨别方向，我心里生出了对林强的佩服之意。只是没想到，仅过了半个钟头，林强停了下来，和扎巴用藏语商量了半天，无奈地告知，我们迷路了。

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没有人愿意再辛苦爬回山口重来一遍，大伙儿眯着眼睛在肆虐的风雪中来回摸索找路，似乎走上了一条邪路，因为坡度陡得吓人。秦晓军这位前党国军官已经开始后悔跟我走这趟贡嘎转山路了，我有了上次遇险的经历，倒还能平静下来，不过隐隐担心马匹能否走这样的路。林强和扎巴走在前面，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踪影，还好能辨认雪地上的印记，倒也不用害怕会跟丢。

突然前方传来“哗哗”的响动，接着两声沉闷的撞击。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加快了下山的速度。依稀见着下方是一条流水溪沟，林强站在沟边，却不见扎巴。我赶过去，才看见扎巴在一处陡坎下方，一匹马倒在他身边的大石板上，另一匹还站着，腿却在瑟瑟发抖，显得惊魂未定。周围散落着背包和杂物。林强告诉我，刚才这两匹马坠下了三十来米高的山崖，都是他家的马，他不忍心也不敢过去看。马匹是这些藏民最重要的财产之一，人和马长期相处，也会产生感情，如果一下子损失两匹，沮丧和难受可想而知。我过去和扎巴仔细看了半天，将倒在石板上的小黑马扶起来，两匹马似乎都没什么大碍。从这么高的近乎垂直的崖上跌下来，马鞍都撞断了，居然只是一些擦伤，这真是个奇迹。我猜测是因为一路有浓密的灌木，还有我们绑在马背左右两侧的背包起了缓冲作用，当然还可能跟马儿天生的自我保护能力有关。

林强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我们也替他高兴。那匹看上去最倒霉也最幸运的小黑马在此后就享受了免驮包的优待。

水电开发之忧

当我们最终经老贡嘎寺、下子梅村、巴王海来到贡嘎山南麓的草科乡时，已经是11月3日的下午。两位向导和我们一一告别踏上了回家路，他们还要这样走上四五天才能返家。这中间还经历一番插曲，我们钻出丛林走上公路时，先是来自成都的大车司机企图以500的天价搭我们约25公里的路程，后有两位草科乡的摩托小混混减价到400想要强买强卖，在我们摆出以命相搏的姿态之后对方终于让步到100元——其实这段路旅游季节的标准价是10元/人。一周多的时间都游荡在近乎荒无人烟的原始地区，猛然接触到如此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难免哭笑不得。

当天夜里，我们把自己一周多没有洗过的身体扔进了本地最豪华的神龙度假村的露天温泉，喝着透心凉的冰啤，望着满天的星斗，不由得感叹幸福人生。

旁边几位浴客的谈话将我们拉回了现实，他们是甘肃等省的水电开发人员，来这边与同行开会交流。据他们说，环绕贡嘎山一圈至少不下60处已建完或在建的水电工程。我相信这话不假。今天从密林钻出来，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处规模不小的水电站。老实讲，我非常担心这家水电站建成之后会将巴王海以下大片的珍稀林木彻底淹没在水下。建电站的工人们告知从这儿到山下草科乡短短二十来公里，就有七八处大小水电站干得热火朝天。

回到北京后查资料证实了我的忧虑。这处位于巴王海下游的水坝是人中海配套工程的一部分。人中海将建起69米高的大坝，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和珍稀林木将被淹没，生活其中的各种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巴王海的水坝拦水，将其通过钻山隧洞引入人中海。如此一来，水坝以上的巴王海自然景观将面目全非，以下的河段则成为干谷。而子梅村、界碑石、巴王海、猿人瀑、草科这些地段正是贡嘎山南坡仅存的最宝贵的原始生态区和自然景观区。人中海、巴王海的水电工程曾在2003年引起国内媒体的关注，有过短期的停工，但风头一过照建不误。事实上，在出发前，正是几位川籍朋友告知很可能从草科乡无法进山——中间有几年水电施工方阻止任何有媒体或游客嫌疑的外来人员进入贡嘎山南坡——这让我只能选择从康定出发逆时针转山。

上面关于人中海水电工程的资料实际上已经是几年前的消息，最新的进展无从得知。我猜测早已完工。我想起在草科乡上遇到的那位饭馆老板娘，她说最近两年的生意大不如以前，因为田湾河上面的电站都修好了，一下子少了很多工人。至于巴王海的水坝为何仍未完工，原因简单得很，临近完工时的一场大水使得一切不得不从头开始。

贡嘎山一带类似人中海的水电开发只要留意，几乎俯拾皆是。北坡康定木格措景区拥有野人海、七色海等典型的高山湖泊景观，这里也将建起一系列梯级大坝进行水电开发。大渡河从贡嘎山东侧奔流而下，这是四川西部水能资源蕴藏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整个大渡河干支流规划开发的电站达到356座，装机容量为1779万千瓦，其中仅干流就为24级开发。按照学者杨勇的说法，“这叫做不留一滴水的水电开发。”

这不只是贡嘎山、大渡河的命运，这也差不多是中国所有江河命运的缩影。

温泉

我从旅馆老板那儿知道了附近燕子沟里有两处天然温泉，这让我心痒难忍。问清楚路线之后出门拦了一辆跑出租的摩托，重金诱惑这位师傅让出他吃饭的家伙，我们自己开车进沟

开始探宝之旅。

驾着摩托飞奔在乡间的土路上，眼前是无敌的风景，感觉真是好极了。唯一遗憾就是这辆摩托有点老，想要提速时往往不能尽如人意，这点在药王庙遭遇两只疯狂的恶狗围追时更是表现无疑，以致于我俩魂飞魄散差点将车开下了山沟。据说药王庙附近的河流对岸就有一处颇为不错的天然温泉，不过恶狗当道，我们实在没有勇气在那儿停车探查。一口气冲到公路尽头的林场，这里还有几个人留守，他们告知药王庙那儿的温泉需要过河，但河上的木桥已经被夏天的大水冲毁，现在没人能过去。看来我们可能误解了两条大狗的好意，它们只不过想告诉我们那儿不能过河。三四公里外的天药水沟还有一处药水温泉，本地人认为那儿的泉水能治颇多恶疾。

天色已经不早，我当地立断，请了一位机灵的当地人充当我们的向导，务必使今天的温泉探索之旅不留遗憾。我们顶着头灯找到了山沟深处的这处温泉，温泉很小，藏在一块巨石的下面，山民用石块围了一个只容一人躺下的小池子，池水只能没过小肚子，硫磺味却是十足，围池子的石块被水里富含的矿物质染成了赤红色，难怪被村民视为包治百病的药泉。这又是一次奇特的泡温泉经历。

泡舒服之后，再打着头灯手电下撤，寻着摩托车，开着大灯踏上回程。秦晓军临走捡了一根木棒带着，他还惦记着来时那两条穷追不舍的恶狗，生怕它们再来寻衅滋事。

摩托车主人已经望眼欲穿，见了我们就跟见了亲人，寻思这两个家伙总算没把他的摩托车开到成都去。

回想起来，这次转山也是一次变相的温泉之旅，我们一路都在遭遇和追逐花样百出的温泉，从康定有数百年历史的二道桥温泉，到玉林西村有无敌风景的泉华滩冷泉，到草科乡地主般享受的神龙度假村豪华温泉，到海螺沟号称全世界唯一的标准温泉游泳池，以及这燕子沟里最迷你的药泉……环贡嘎山一带属于地热资源富集区，地热活动频繁，数百处温泉出露，温度之高、流量之大、分布之密集可算是中国一绝。

再见海螺沟

距离上一次到海螺沟已过去七年。这七年间，沟内外冒出了无数家宾馆饭店，商店一家挨一家，人群熙来攘往，摩肩接踵，沟口的磨西镇已经由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变成了一座繁华的城市。稍有点让我意外的是进沟的公路比七年前还要糟糕，到处都在大动干戈，我们的观光车走走停停。我注意到山谷两侧有不少滑坡的痕迹。问起本地人才得知近些年水大，公路几乎每年都要被冲毁垮塌。

我特意来到海螺沟内的“冰川城门洞”景点，这里是过去海螺沟冰川的末端，冰川部分融化形成城门形状的拱门，景点因此而得名。以前有位唤做“李树荣”的本地山民紧邻着城门洞开了一家客栈，我还在这儿歇过脚。七年过去，眼前所见几乎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了立着一块写着“冰川城门洞”的牌子，我辨认不出这还是以前的地方。冰川退缩到两三百米开外，客栈已经废弃，木地板上长满了青苔。我向人打听李树荣的去向，有认识他的轿夫说因为冰川退缩，再没有游客住这儿，他已经转行了。

沿着冰川右侧的沟槽向上攀爬数百米，这是以前游客观光路线的终点，但现在不是——我们的头顶上，缆车一辆接一辆被牵引到冰川的深处，能远远看见缆车的终点黑松林，那里的海拔已经超过3400米，正是近距离观看海螺沟大冰瀑的最佳地点，每天有无数游人在那儿拍照留影。

临近的燕子沟正大兴土木，有投资商携巨资过来，说要将这里建成下一个海螺沟。我打听到从磨西镇翻越雅家埂山口到康定的公路已经修通，这让我丧失了沿贡嘎山东坡走回康定转上完整一圈的兴趣。

我的朋友章东磐参与了1986年10月对贡嘎山海螺沟最早的旅游开发考察，2001年8月，他重返故地，见到众多山民并未享受到旅游开发的好处而改变贫穷的命运，反倒失去一些宝贵的东西，他感慨道“海螺沟15年的开发已有足够的教训，我们从中汲取智慧了吗？如果有一天生态灾难爆发，投资商可以走，游客可以不来，走不了的是无辜的山里人，他们仍旧要生活在这里，独自承担灾难的后果，只不过他们失去的太多了，而且其中最宝贵的部分一去再也找不回来了。也许我不该重返海螺沟，否则，她将永远是我心目中的天堂。”

前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1931年10月，著名学者约瑟夫·洛克来到贡嘎山，回到美国后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贡嘎山的光彩》(The Glory of Minya Konka)，他这样评价道：“这是我见过的最美妙的山峰……在整个世界里，有什么地方还能有如此的景色等待着摄影者和探险者……”如果他有幸生活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可能文章的标题会是——贡嘎山:最后的光彩，这样的担心不无理由。

此文发表于2008年7月户外杂志(Outside中文版)，为专题《贡嘎山：最后的光彩》其中1节。

贡嘎山在藏语中意为“至高无上、洁白无瑕的山”，它是横断山系大雪山脉的最高峰，海拔高达7556米，周围海拔超过6000米的雪山就有45座。贡嘎山耸立于群峰之巅，宛如众山之王俯视着他的臣民。七年前，当我第一次来到这“蜀山之王”的脚下，巍峨的山体被升起的朝阳染成一片金黄时，那一刻，我也成为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仰望着神圣的雪山，忘掉一切身外之物。

正是七年前那个目眩神迷的时刻让我萌生了贡嘎转山的念头，这样的念想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此后我多次经过周边的康定、泸定、石棉诸地，有机会远远望见它，如一座庄严的金字塔矗立在遥远的天尽头，每当这个时候，我似乎就能感受到内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召唤。

这一天终于来到，2007年10月27日，我踏上了梦想的旅途。

我的计划是从康定榆林乡出发，走贡嘎山西坡的日乌且沟翻越山口进入莫溪沟，再翻玉龙西山口经老贡嘎寺转入贡嘎南坡，经子梅村、巴王海，从草科乡出山。再沿大渡河往北转到东侧的海螺沟、燕子沟，最后翻越雅家埂山口回到康定，围绕贡嘎主峰转上完整的一圈。我希望徒步时能尽量接近雪山，所以选择的是一条最靠近主峰的捷径，但即使这样也将花去至少十天左右的时间。最初我是打算独自一人，临到出发，朋友秦晓军听到消息加入进来，这样就变成了贡嘎“二人转”。

在康定采买各种吃喝之物花掉不少时间，赶到老榆林村时已接近中午。村长多吉大叔接待了我们。多吉因为其公道和热心在驴友圈中声名远播，几乎每个从康定开始转山的旅行者都会找他安排马匹和向导。三年前我的一些朋友曾走过这条转山路，“小毛驴”干脆将多吉认成了干爸，他和另外几人合伙在这里盖了房子，隔上个两三年来一趟，平时都交给多吉打理。多吉知道我是小毛驴的朋友，特意安排他的女婿林强作我们的向导，并叮嘱一路要照顾好我们。

第一天的行程相当轻松，实际上只有半天的徒步，中途还因为发现将十几斤牛肉忘在多吉家，这是个不大不小的疏漏——我们很难想象十天光吃蔬菜的生活，林强折返去取，我和秦晓军因此凭空多出两个小时的午睡时间。

一条清澈的溪流一路陪伴我们，两岸是青翠的山林，空气明净透彻，暖洋洋的阳光照在身上，我干脆脱光了上衣换了短裤走在最前面。海拔渐渐升高，山林的色调也换成了黄色和褐色为主，爬到高处，我们背后出现了雪山的身影，那是位于贡嘎北坡的田海子山。

嘉子峰遇险

随后一天的行程依然轻松，天气同样晴朗，我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赤着上身。才不过下午三点，我们就到了营地加折拉牧场。这里处在小贡嘎、嘉子峰和日乌且三座海拔6000多米的雪山脚下，日乌且沟的溪流从营地边潺潺流过，这正是上风上水的好地。除了我们，营地里还有另一支队伍，他们是两个来自西班牙的攀登好手，不过这个时刻正在山上伺机冲顶嘉子峰，留在大本营的只有四川登协的联络官老钟和年青的本地向导扎西，他是林强的小舅子。两人在山下已经苦苦等候了将近一周，每天晒太阳打扑克牌日子过得都腻味了，见了我们高兴坏了。扎西告诉我们，他们昨日花4个小时上到嘉子峰的冰川上，看到了三座雪峰一字排开的壮观景象。这一下子打动了我，盘算着能否趁现在天色还早一口气登上去也一饱眼福。

我一向没有高原反应，对自己在山区的行动能力充满信心。再想到如果今天能看到雪山日落的美景，明天就不用在此停留，行程也就节省出来一天。因此我只是稍稍犹豫，便决定自行上去看看。为了尽可能轻便和快速，我连外套、头灯和指南针之类的物品都丢在了营地，只带了两台相机，问了扎西路线之后就出发了。我没有想到这差点成为一场悲剧。

头三个钟头的上升一切正常，在海拔4500米的冰碛堤位置，我意外地遇到了正在下撤的两位西班牙人Asier和Gotzon。他们看上去相当憔悴和疲惫，两人说在山上坚持了近一周，但因缺乏连续的晴好天气，加之对嘉子峰的难度估计不足，所带绳索长度不够，眼见登顶无望，在弹尽粮绝之际不得以选择了下山。他们告知再往上还有一段距离才能看到三座雪山，劝我一同下撤。我舍不得就此放弃，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再坚持一个钟头。

告别西班牙人之后我继续向上攀爬。往上的路越发艰难，坡度越来越陡，冰雪和碎石使得攀爬极为费力。不过已经能看到嘉子峰露出的美丽山尖，在云层中时隐时现，日暮的阳光将峰顶染成一片金色。这样的诱惑让我忘掉了一切危险，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接近它。

天色暗了下来。我沿着山壁手脚并用往上，停在一处陡壁内凹形成的落脚点上，看上去再也无路可去，向下看禁不住头晕眼花，不敢相信这样一段路是怎么上来的？我突然意识到一个糟糕的事实——自己迷路了，两位西班牙人不可能穿着高山靴下这样的陡坡。我告诫自己一定要静下心来，也只有在这时候，我才彻底死了拍下雪山日落的痴心妄想。

小心翼翼降下这段数十米高的陡坡，慢慢循着来时路回撤。日落之后黑暗来临得太快了，更糟糕的是，牛奶一般浓密的大雾无声无息地袭了过来，周围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印象里近在咫尺的巍峨大山都藏在了幕后。头一段路还能找着自己的脚印，这让我稍稍心安。好景不长，进入碎石地带，脚印也失踪了。没有任何能让我辨识方向的标识物，大雾看上去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消散。但我不能停下来，上山时只穿了一件贴身内衣和羽绒背心，也没带任何吃喝之物，停下来便冷得发抖。跌跌撞撞中又进入了冰雪和碎石的混合地带，我觉得自己像陷入在一个只有黑白两色的混沌世界里，尽量跳在黑色岩石上，避免落在白色雪地上——那往往是深浅不一的雪坑，极易导致腿脚受伤，一旦受伤，我甚至不敢想像那会是怎样的后果。饥寒交迫中，尽管我竭力避免，但还是数次滑倒在乱石堆中，要不是有雪杖在跌倒瞬间的支撑再加一点运气，说不定今天我就不能再坐在这儿写下这些文字。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度过天黑后的两个钟头——说是生命中最长的两个钟头也不为过，煎熬到夜里9点半，隐约听见下方的浓雾中传来呼喊声，我几乎不敢相信。再听，那是林强的声音，他上来找我了。老实说，我并不指望他们能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下出门救援，那往往会让救援者也陷入困境。事实上，我和林强会合后，有了手电，我们还一度迷路。等找到营地已是夜里十点出头。

这是我睡得最沉的一晚，夜里下起了大雪也丝毫不觉。

过日乌且山口

早上起来，天地间白茫茫一片，雾小了一些，但仍没有散开。林强有点担心路途湿滑，马容易失蹄摔倒，前半程秦晓军也只好下马步行，一路气喘吁吁。他刚从军队退役没多久，体力却比较糟糕，这成为他的笑柄，被我一再嘲笑。不过等到后来翻越4900米的上日乌且山口时，我再也无法笑出声。海拔越高，爬升便越累，虽然辎重都在马背上，我随身只是带了一个摄影包，爬到后来累得眼冒金星，就觉得这小小的摄影包也是重逾千斤，想要呼林强停步，发现他们已远远走在前面，听不见我的呼喊，只能悻悻然坚持。

出发时我想两个人租三匹马已经足够奢侈，两匹驮物资，一匹轮流骑着休息。现在看来这匹马已经成了秦晓军的专用马，如果不是面临悬崖陡坎，休想将这家伙从上面赶下来。一想到还得这样走上至少两天，我才可能在下一个村子玉龙西追加一匹马，肠子都悔青了。

等我追上他们，已是在垭口位置。天空已经放晴，回首望，山腰浮云缭绕，山下溪流潺潺，波光粼粼，像一条玉带在山谷盆地蜿蜒流淌。远方6112米的勒多漫因峰在云层间时隐时现，冰川闪闪发亮。冰川的末端是一个漂亮的高山湖泊，湖水泛着蓝光。更远处，一条褐色的冰碛堤像一条长龙从嘉子峰延伸下来，那是我昨夜遇险的地方，真有恍若隔世之感。垭口的南边景象大不一样，下去就进入了莫溪沟的范围。这一侧因为朝南，雪线的位置大大提高，目力所及，多数山头都没什么积雪，远远望去，山间谷地竟能看到一丝绿色，山体的色彩也斑斓了起来，这让一天里饱受风雪之苦的我们心头温暖了不少。

下山路依然漫长，这让我又后悔当初只租了三匹马的决定。中间经过一处硕大无比的草坪，有雪水化成的清澈溪流从边缘流过，草色居然还是绿的，周围群山环绕，让我疑为仙境。我想就此扎营，但林强催着我们再走了一段，他希望明天能轻松些。最后我们选了一处依山伴水的地方歇了下来。其实不用刻意挑选，这样的好地方几乎随处都是。太阳下山时晚餐上来了，牦牛肉和郫县豆瓣的味道可口之极，捧着这样的美味，望着眼前的无敌美景，一天的艰辛似乎烟消云散。

林强的藏族名字唤作“扎扎”，他念过一点书，能说流利的汉话。今年才二十六七岁，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除了担任马夫和向导的角色，他还是我们的厨师，这三份工作他都干得棒极了。甚至晚上还陪我俩一起玩“斗地主”的纸牌游戏，在游戏中打得我俩落花流水。

“蚁行乐”

这是一帮年逾五十、颇能吃苦耐劳的香港山友。我们从老榆林出发时，便听闻了有这样一拨来自香港的山友团，但因为两方所走路线不同，直到10月30日深夜的玉龙西村，我们才得以碰上。

这天夜里十点半，我们和当地几位藏民围着火炉闲聊，突然闯进十余位身着各式冲锋衣裤的男男女女，个个被冻得鼻青脸肿、面目狰狞，领头的是一位脸色黝黑、鼻涕横流的老者，他正是香港山友组织“蚁行乐”的老大“蚁王”，这个非营利性质的兴趣小组的创立者。他这样介绍道:“我们是蚁行乐，蚂蚁的蚁，行走的行，意思是我们爬山像蚂蚁一样慢吞吞，但也有自己的乐趣。”

交谈之下，我们得知他们刚刚从海拔4400米的玉龙西垭口看完贡嘎日落下山。此前所见遥远山头上的一串灯火就是他们，回程路上遇到风雪，又遭遇迷路困境，这对一帮五六十岁的大龄山友来说，绝对是个不大不小的折磨。但他们似乎并不以为然，人人大呼小叫，都兴奋地像个老顽童。“蚁王”向我展示他们在垭口所拍到的日落时刻——脚下是翻腾的云海，贡嘎山浮在云海之上，在夕阳中披上一层金色的光芒。那会让人生出“一半在天上，一半在人间”的感叹。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美景完全值得如此付出。

“蚁王”的真名叫王敏希，十年前因为自己喜爱旅行而创建了这个非营利的兴趣团体。几乎每周都会在香港周边组织徒步活动，有假期时足迹更是遍及世界。国内有诸多风景宜人的秘境他们都曾有踏足。这次四川西南之行已经持续了半个月，几乎每天都是住帐篷钻睡袋，四五千米的雪山垭口都是队员们自己爬过来。想想真是汗颜，前日经过的日乌且山口居然就让我们两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小伙感觉死去活来。就连同行的藏族马夫林强也边喘气边感叹“我们马夫挣钱不容易啊！”

后来我们在贡嘎寺又碰上了另一帮更让人惊奇的香港山友团——翠绿远足队。“蚁行乐”里是一些五六十岁、还没退休的大叔大嫂，也有一些四十来岁的中年好汉，这支翠绿远足队就完全是一些年过六十、已经退休的老头老太了。大家也是因为兴趣凑在一起。可能因为大伙儿都有闲的缘故，这支队伍居然已经在国内西南一代游荡了四五十天，如此餐风露宿的日子不在少数，中间数个四千多米的山口也是自己一路攀爬过来。我们亲眼见识了他们的生猛——随后两天我们一路同行，每天早上我们醒来时他们已经出发走得无影无踪，下午我们骑着高头大马赶上人家时发现他们全部都在徒步。他们也雇了马匹、向导和厨师，不过人人都是坚持自己徒步。

此文发表于2008年7月户外杂志(Outside中文版)，为专题《贡嘎山：最后的光彩》其中1节。

最近媒体热议的话题是“一颗红心，两叶黑肺”，这来源于钟南山院士的警告，他说在长期接诊过程中发现“50岁以上的(广州)人哪怕没有肺部疾病，手术开出的肺都是黑黑的，如果是红红嫩嫩那肯定不是广州人。”作为一名享有盛誉、正直敢言的呼吸道疾病专家，他曾获得“2003南方周末年度人物”的褒奖，他说的话自然有很高的可信度。

我注意到当这则消息在网络上传播时，网友们并未第一时间对广州人民寄予同情，反倒是纷纷担忧起自己所在城市的环境。我也是这中间的一个，第一反应居然是自嘲——广州50岁才黑肺，恐怕我呆的北京40岁就差不多了。这一点我是有切身体会的，七八年前我喜欢骑摩托，在外面转上一天后回到家里照镜子，镜子里活脱脱就是一个进化到直立行走的大熊猫——脸上眼眶以外全是黑灰，眼眶以内之所以能幸免是因为戴着风镜。

十余年前我来北京上学，还没熬到毕业就患上了过敏性鼻炎，大夫说很可能对空气粉尘之类过敏。这是个不大不小的折磨。几个月前去了一趟加拿大，那儿空气如此清澈透亮，让我不知不觉忘了还有这样的麻烦，直到又回到熟悉的北京，扑面而来的风尘一下子提醒了我，哦，原来自己脸上还长着个鼻子——糟糕的鼻子。

不独城市如此，那些远离城市的山野大川也不能免于这样的悲剧。

1931年10月，美国学者约瑟夫·洛克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贡嘎山的光彩》，他这样评价道“这是我见过的最美妙的山峰。在整个世界里，有什么地方还能有如此的景色等待着摄影者和探险者……”77年过去，贡嘎山是否依然保持了它惊人的美丽？

正如滑雪者是对气候变暖最为敏感的一个群体，摄影师们最先觉察到了山河的改变。孙有彬多年来一直奔走在四川各地，96年就曾深入贡嘎山最核心的地带，此后又多次进山，拍下了大量的照片。他说，越到后来，越不愿意去那些老地方，并非出于厌倦——那样的美景永远都不会生出厌倦的感受——而是不忍心亲眼目睹被破坏后的惨状。章东磐也有同样的感慨，他参与了1986年10月对贡嘎山海螺沟最早的旅游开发考察，时隔十五年之后重返故地，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也许我不该重返海螺沟，否则，她将永远是我心目中的天堂。”

除了不知节制的旅游开发，热火朝天的修路开矿、如火如荼的水电建设对贡嘎山的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2007年底，我跟着马队走了一圈贡嘎转山路，从北坡的康定老榆林出发，翻越数个四五千米的雪山垭口，经南麓的老贡嘎寺、子梅村、巴王海、草科乡，最后到东坡的海螺沟、燕子沟。这一路上见到听到太多的不如意。环贡嘎山大大小小的水电站不少于60处，一边是宝贵的原始林区被淹没在深深的水下，一边是被截流的河道化为干谷，生活其中的各种野生动物失去了它们的栖息之所；海螺沟的公路延伸到最深处，距离千年不化的冰川不过咫尺之遥；燕子沟里正在大兴土木，下一个过度开发的翻版“海螺沟”指日可待……

在这个过程中，你听不到那些原住民的声音，他们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你能听到的只有既得利益集团的盛宴狂欢。

我眼里的贡嘎山依然美丽，只不过这恐怕是它最后的光彩。

注：此为2008年7月户外(Outside中文版)杂志卷首语

图说：2007年11月4日，贡嘎山南坡巴王海下游不远处的水坝施工现场。这处水坝是人中海配套工程的一部分。人中海将建起69米高的大坝，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和珍稀林木将被淹没，生活其中的各种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也将受到严重威胁。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这是一个注定将会被无数国人铭记的时刻，数万人的生命在这一刻嘎然而止，更多人的生活被永远改变。截至5月26日下午4点，汶川大地震造成62664人遇难，23775人失踪。这仅仅是公布的可据可查的数字，相信还有相当一部分死难者根本无从知晓。但即使如此，这样的数字已经让我们触目惊心。

我们的多位同事和作者带着不同的身份和角色亲历了这场地震。编辑樊龙智和挪亚两人是民政部下属的山岳救援队队员，他们第一时间随队深入彭州市龙门山区，参与救援被困在深山的幸存者。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们的作者马强(Matt Ryan)和邓肯(Duncan Collis),他俩是来自英国的探洞专家，在这次救援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记者袁颖跟随苹果基金会的朋友进到四姑娘山区，记录了这支民间救助队伍的送药下乡义举。王建军老师也是杂志的老作者，他是一位秉承“要做现场记录者”理念的摄影师，赶赴受灾最重的北川拍下大量现场图片。杨勇则以民间学者的身份，不顾山岩崩塌的危险，驱车进入震区考察岷江上游的江河水坝。他希望能做更多的工作影响中国人对江河的看法，关注中国江河的命运。在这期《见证》专题中，这些勇敢的人们将一一讲述他们在震区的亲历故事。

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关于灾区的各种新闻报道。我经历过多位亲人和朋友的生死时刻，以为已经足够坚强，但面对一些震撼人心的图片和故事，眼泪还是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注意到灾难中人性的光辉。一位在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用绳子将妻子的尸体绑在自己的背部，然后用摩托车载着她前往当地的太平间。他努力要给予自己的妻子死后些许的尊严，坚持认为妻子不应该遗弃在那些尖利的碎石中。谁能不被这样的真实故事所打动呢？正如刊登这组图片的英国《每日电讯报》所评论，“这是大毁灭后存在的人性的象征。”这个国家也第一次为他的民众降下了旗帜，虽然这样的代价未免太过于惨重。

更多时候，我止不住痛心和愤怒。这次地震倒塌的学校实在太多了，死伤的孩子们实在太多了，以致于少数安然无恙的学校会被网民冠以“史上最牛小学”的名号，而承建商也相应成为“史上最牛建筑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对比1995年的阪神大震灾，根据亲历这场地震的牛博网友俞天任所提供的数据，神户市内的各类中小学、幼儿园等共计345所，其中受灾总数为195所，建筑物倒毁的没有，发生天花板塌下、墙壁开裂等情况的教室总数507间，约占教室总数的6%。在日本，学校和医院等公共建筑会是最结实牢固的房子，一旦地震或其他意外，人们会选择这些地方作为避难所。

相关部门回应说会彻查酿成重大伤亡的各类豆腐渣工程，但以我的经验，这件事最终的结果恐怕不容乐观。英国阿克顿勋爵说过，“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控制的权力在密不透风的暗箱中运行，叫人如何相信？又从何信起？与此相回应的，人们对于震后救灾物资分配、巨额善款流向的质疑不绝于耳。其实要回答这类质疑也简单得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公布每一分钱的收入和支出即可。一旦一切都袒露在阳光下透明运作，所有的传言或流言便烟消云散。这不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这样做，有没有决心这样做。

注：此为2008年6月户外杂志卷首语。

图说：5月20日，完成救援任务后的山岳救援队在成都机场碰上马来西亚救援队。 图/李珂

抱歉，还未征求这位朋友的意见，所以先隐去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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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

见信好。第一次群发邮件。我不习惯、也不擅长告诉别人我的想法，但是，对于眼下正在进行的赈灾捐款，有些想法，想告诉大家。

开门见山。

有朋友在电力系统工作。他告诉我，去年雪灾之后，局里的人至少发了8万奖金。而一个去一线抢修的人，拿到的数字是800。

我没有深入调查，这个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奖励款项是否源自民间捐款，还是财政拨款，但是我想，这个情况大致不错：

奖励款项并没有真正用于做出贡献的人，需要的人。

由于知道了这么一个情况，对于目前抗震救灾的善款如何管理和运用，就多了一个心眼，打了一些问号：谁拿走了捐款？是怎么用的？用在哪里了？

坦率地说，对于官方慈善机构，我是不大信任的。其程序是否透明，操作是否规范专业，都是有些疑问的。

所以，我不建议把钱捐给官方慈善机构。原因有三。

一，并非反对政府和它的机构，而是作为一个公民，纳税人、捐赠人，质疑和问责政府和其机构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有权利，甚至有义务了解清楚：我的钱去了哪里？

二、灾难将持续非常长一段时间，捐款不必急于一时。不如等上述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答案后，再捐不迟。

三，我了解到，目前有些个人和民间团体，正在尝试一些自发的善款筹集和管理方法，比如寻找谁是更值得信赖的机构；或者自行组织捐款，同时出发去灾区，了解情况，然后等到合适的时机，直接去灾区，亲自交给有需要的人。

如何管理和运作善款，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也许目前正在尝试的人，远不够专业，但至少，有了建立非官方渠道的可能性。

慢点捐款，先了解情况，学习些国外成熟经验，我以为，是更有效的救援。

媒体恐怕目前没有办法正面监督官方善款的使用情况，所以，我想通过人际传播，尽可能让更多人有一个意识：我们捐的钱，我们有权利知道它们是怎么用掉的。

前两天曾把这个意思在朋友的博客上贴了出来，引起了一些反映，主要有：

（1） 怀疑我动机不存，添乱添堵。

（2） 认为我所说合理，但现在不是合适时机。

（3） 认为政府不至于此，应该多一些信任为好。

我逻辑很差，很多东西也没有想明白，对这些说法，我觉得不对劲之处，但不知道怎么样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意思。

我想，明白的人，自然是明白的，因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常识。对于不接受的人，我只是想说，保持质疑和问责的意识，和信任、善意、互助一点都不冲突，相反，如果每个人都要求捐款程序透明，操作专业，我们的爱心才能更好的抵达我们想要援助的人们。

这么做的目的是：如果这场灾难能够推动建立一个更合理的善款捐助体系，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有质疑政府，问责政府的意识，如果能够促成公民自治和民间力量的发育，哪怕只是一点点，那么多难兴邦之句话，才是成立的。

老天保佑受苦的人，受苦的大自然。

我们可以做的是 祈福。思考。行动。

原帖见http://www.bullog.cn/blogs/lianyue/archives/139369.aspx

另见“忍无可忍”——老罗博客http://www.bullog.cn/blogs/laoluo/archives/139374.aspx

连岳 @ 2008-5-21 13:42:35 阅读(1638)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成都公安局至今不肯解冻账号。我诚恳地建议，请先让老罗等几个在灾区的人把救灾物资发放完，救灾结束后，你们再来仔细审核，若有欺诈、滥用及贪污，再来抓这些发起人吧，他们一个也跑不了，一个也不会跑，然后直接押到汶川公审。

在当下，成都公安的人还多不到为难民间的善意力量吧？

　　5月17日，匆匆从北京赶到成都，罗永浩发现为汶川地震募捐的建设银行账号被冻结了。

　　罗永浩是博客平台牛博网的创办人，为地震募捐的账号以公司CEO黄斌名字开户。不到一周，这个为汶川地震募捐而开设的账号里已募集了30多万元。

　　创办牛博网之前，罗永浩是新东方出国考试培训部的GRE辅导老师，首次出名是因为讲课时被学生偷录整理而后传到网上的《老罗语录》。不久，老罗辞职下海，创办了牛博网。

　　他请来了一群文化和媒体圈的朋友开博客。在国内的WEB2.0网站中，牛博网也逐渐确立了独特的声誉。这点，在2008年年初，牛博网组织的为山西黑砖窑母亲群体及获救窑工派过年红包的捐款活动尤其明显。

　　他们在短短一个月中便募集16万多元人民币，分别派给了23位窑工家庭。这次汶川地震后，他们也推出了自己的募捐安排。

“牛博”的募捐方案

　　5月13日深夜，咨询律师后，牛博网在首页公布了一整套详细的募款方案。

　　此次募捐公布了支付宝、PayPal、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多个账户，户名均为黄斌。

　　募捐发起人包括韩寒、时评作者连岳、中央电视台编导陈晓卿、凤凰周刊前编辑部主任黄章晋、网易编辑北风、体育画报记者关军、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等。

　　为了获得网友的信任，这些以媒体人为主的发起人制定聚了严格的制度。

　　募款方案规定，每次发放捐赠钱物的额度会由以上十几位组织者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共同商讨决定；及时在牛博网上公布受到捐助的受益人名单；定期公布接收捐款的金额；存折、密码分开保管；仅在三名以上的组织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方可提款；取款及向受益人捐赠钱物的过程，由律师或是媒体记者见证。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惴惴不安。这样的一个并非民政部门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也不是国际背景的慈善组织，即便能获得网友的信任，是否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接受和认可，尚未可知。

　　因此，牛博网在募款之初就定下规矩：

　　“万一牛博网的募捐活动被叫停，就把善款转给民政部门或是红十字会，而不是退回去。反对这样做的捐款者请务必在捐款时留言或是来信注明。

　　而届时最坏的结果无非两个：一、善款转给官方慈善组织；二、善款退还捐助人。

“预料中的叫停”

　　“这样的状况是我们一早就料到的。”就银行募捐账号被冻结一事，罗永浩在电话中说。

　　5月19日早上，罗永浩在个人博客中公告称，账户被单向冻结，原因不明。资金能进不能出。请读者不要再向建行账号捐款，其它账号捐款没有问题。他提醒大家，牛博网的募款活动最坏结果是捐款被退回，但会尽力与有关部门沟通。

　　“账号是成都市公安局冻结的，我们已经进行了沟通，他们说两三天以内就会解冻。”罗永浩与牛博网CEO黄斌在5月19日已前往成都市公安局说明此事。

　　“这些天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募捐诈骗，因此公安局的行为我们也能理解。我们给他们说明了情况，”罗永浩表示，“我们几个账户募集了100多万，建行账户里有20多万，即使被冻结了，也不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行动。”

　　罗永浩告诉记者，在牛博网组织这次赈灾行动之前就咨询过几名律师，像“牛博”这样既不是官方慈善组织，也不属于民政部备案的民间组织，出于善意私自募款属于“善意违法”，一般不会刑事违法。

　　“最坏结果也就是退还给捐助人，或者转交给官方组织。”不过，罗永浩也坦言，如果将捐款退还给捐助者，对成都方面来说也很麻烦，也是损失，对“牛博”来说也很麻烦。

　　“幸好这次成都方面答应解冻账户。”罗永浩说。

　　在成都公安局这方面，牛博网账号被冻结完全事出有因。

　　5月17日，中国银监会紧急通报，称经公安部核实，部分红十字会官方网站遭非法入侵，不法分子篡改网站面向全社会发布抗震救灾募捐的专用账号，实施诈骗。而截至当天，公安机关共侦破诈骗类案件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人，其中刑事拘留14人，另有2人正在审理中。

原帖及评论见牛博网http://www.bullog.cn/blogs/huajiadi/archives/138521.aspx

都是骗银地 @ 2008-5-19 5:35:46 阅读(14299) 引用通告 分类: 经济乱学

就算红十字会从上到下绝无一人腐败，都是天使转世雷锋附体，您捐的一块钱就是一块钱了么？我说，可能有五毛就算万幸了。让我用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来分析这个推算吧，分析的对不对请您自己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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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文章出来，一日点击过万，不稀奇，“钱”总能吸引眼球。如果我写“钱神专栏”，连岳接着写“情感专栏”，我的读者数量超过他指日可待。

连着两篇文章都那红会当反面教材，打比方说善款会被损耗80%，这数字只是个比方，毫无根据，大家不要信以为真。像一位读者指出的，我打比方都要举这么高的比例，那是因为我对政府一向心怀不满，这是对的。

又有同学请我多写写红会的腐败，对不起，我没有证据，不能乱写。关于“腐败”的经济学研究直到几年前还一直停滞不前，困难就在于虽然人人知道它存在而且重要，但苦于难于收集真正科学的证据。所以这篇我也不谈腐败。

好了，书归正传。这篇文章就回答一个问题：就算红十字会从上到下绝无一人腐败，都是天使转世雷锋附体，您捐的一块钱就是一块钱了么？我说，可能有五毛就算万幸了。让我用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来分析这个推算吧，分析的对不对请您自己评价。

如果您说：你和红十字会蛋关系都没有，什么都不懂，纯属无凭无据信口雌黄。那希望您能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任何事非要事必躬亲，经历过才知道，那读书、知识的积累和传承都谈不上了。社会的运作是有规律的，红会属于这地球属于人类，不可能因为它“做慈善”就可以避开经济规律。

好了，这次分析只使用两个基本经济常识：

1、 红会成员也是人，需要领工资养家。

2、 被浪费掉的一块钱，不值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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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饿着肚子做慈善”，这道理再简单不过。红会这机构庞大无比，人员众多，其他工作挣五千，红会工作人员自然不能挣三千；其他领导要坐车，红会领导自然不能走路；其他车辆要加汽油，红会车辆不能喝水，其他机构要有漂亮办公楼，红会的办公楼不能一看就像丐帮分舵。。。这么庞大的机构，日常庞大的开销不要从捐赠中扣除的么？

这是其一，这么正常的损耗当然您能理解，这笔开支从您捐的一块钱里扣掉一毛五您觉得合理么？我觉得如果只扣除一毛五，那红会简直可以称为节流的全球典范了。

这些损耗任何机构都有，但牛博没有，我捐给牛博便省了这一毛五。

再来谈谈什么叫“浪费的一块钱不值一块钱”。

让我们暂时把镜头拉回到三十年前，那时候国有企业好啊，领导不敢贪污，工人有工会做主，全厂上下团结一致个个道德高尚以厂为家，生产口号甚至还是“绝不浪费国家一颗螺丝钉”，结果怎样了呢？生产的东西都是破铜烂铁，浪费了无数宝贵的生产资源。

这就是关于“浪费”的正确观念，不是说红会非要贪污了您的钱您才会遭受损失，而是如果他们没有把钱使用的有效率，那您仍然遭受了损失。您的一百块钱，在您自己手里，可以吃顿好饭，买几本好书，可以做到“钱尽其用物有所值”，这一百块实现了一百块的价值；但捐到红会手里，尽管他们个个活雷锋，但由于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您的一百块就没有换来一百块的价值。

那么，红会究竟是不是“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的机构呢？我要说它是的。个体力量加总不成整体之力，就算红会成员个个都像某网友的妈妈那样心地善良辛勤工作，这组织仍然可能像国有企业那样浪费严重。

这个世界很奇怪的，如果我从您手里拿走了一百块，您可能觉得财富只是发生了转移而没有增加，可如果我比您更善于使用钱，那这一百块就会变成一百五，社会财富是会增加的。同样的，经济学上有个奇怪的概念叫“冤死的损失”（deadweight loss），英文的直译是“未被释放出来的能量损失”�